在一起涉300余名劳动者的执行案件中，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没有简单“一拍了之”，而是通过“活封”设备、联动税务部门，既让劳动者拿到了3000余万元的工资，又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在一起涉及瑞典公司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北京国际商事法庭首次对境外仲裁机构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作出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认可当事人援引国际商事仲裁软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司法保障……

　　一个个典型案例，正是北京法院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的生动注脚。2018年起，北京法院聚焦市场主体关切，连续推出八轮改革，从完善审判机制建设到规范善意文明执行，从产权保护到破产重整，建起全链条司法服务保障体系，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加强纠纷前端化解

　　“我们将‘提质增效’作为第一要务，优化立、审、执全流程管理，着力实现审判执行质效的整体跃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艳红说，近年来北京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全市17家基层法院全部入驻区级综治中心，吸纳近200家调解组织、800名调解员参与纠纷调解，推动大量矛盾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与此同时，北京法院通过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加大立案阶段小额诉讼引导分流力度等，六成以上民商事案件得以在诉讼前端快速化解，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平均审理用时仅19天。2025年前三季度全市法院商事案件平均结案时间压缩至62.2天，有力保障经营主体高效解纷。

　　数字的背后，是司法水平与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在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创新“示范判决+协同化解”机制，通过10份示范判决促成24件二审案件撤诉，带动2000余件纠纷有序化解，促推形成全链条治理模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走出了融资租赁行业“融物+融资”的法治保障新路径。

　　为持续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北京法院针对商事案件推出15项办案规范，40件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明确同类案件处理标准，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

　　在执行环节，北京法院审慎区分“失信”与“失能”，在保障胜诉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暂时困难企业的经营能力，2024年以来执结涉企案件29.95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546.38亿元，促成执行和解3.48万件。相关合同纠纷执行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严格区分失信、失能被执行人强化信用修复典型案例。

　　推出系列创新举措

　　面对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北京法院积极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北京国际商事法庭自2021年12月成立以来，审结各类案件6000余件，标的额超600亿元，平等保护8000余家中外主体合法权益，一批案例入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入库案例和最高法典型案例。

　　“以全面优化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为牵引，北京法院扎实推进一系列改革举措，形成一批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的典型案例。”北京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单国钧介绍说。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今年前三季度，北京法院审结专利案件2113件，涉数据产权、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案件6730件。在案件审理中，北京法院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适用惩罚性赔偿最高判赔数额达到9891万元，实现警示恶意侵权的良好社会效果，激励创新创造。

　　在金融法治保障方面，北京金融法院创新构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引入来自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数据等多个行业的19名专家，强化“金融专业调解组织+金融管理部门+专门法院”三方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该机制已处理案件222件，结案标的累计353亿余元，维护了240余万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为推进打造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朝阳区人民法院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强化企业法商意识，并持续打造国际商事调解高地，聘请涉外、涉港澳台调解员以及专业律师参与涉外案件调解，近5年45%的涉外案件以调撤结案。

　　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办理破产’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也是‘北京服务’建设中由法院牵头的重点改革领域。”李艳红说，北京高院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与21个部门联合出台《北京市深化破产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在财产处置、信用修复等9个领域制定45项政策措施，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通过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推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等措施，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忠勇介绍，北京破产法庭六年来新收案件12603件，通过司法重整程序挽救126家困境企业，引入投资逾1580亿元，化解8400多亿元债务，维护企业集团体系内1000多家企业持续运营。与此同时，北京一中院结合审判实际，出台12项规范指引，推出四类破产案件审理周期表，实现破产案件办理全流程有据可依。

　　对企业进行“后端”司法救治的同时，注重“前端”预防与保护。在走访336家企业、听取各方意见860人次的基础上，北京高院出台《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完成31项重点工作任务，并通过发出司法建议、以案释法等方式，促进企业规范公司治理。